文科出身的管喬中理想是在學校執教鞭，從沒想過在商界安身立命，更沒想過會誤打誤撞進軍生物科技行業。20多年前創立的凱普生物科技，茁壯成長為世界HPV檢測的領頭羊，已屆「從心所欲」之年的管喬中卻不敢言退，繼續內部創業，致力打造「三個凱普」的大健康生態圈。面對科技不斷突破，這位有人文關懷的現代儒商警告，濫用人工智能、基因編輯等，恐將人類推向險境。
撰文：李俊杰 本刊記者、鄧傳鏘 本刊總編輯
文科出身的管喬中理想是在學校執教鞭，從沒想過在商界安身立命，更沒想過會誤打誤撞進軍生物科技行業。20多年前創立的凱普生物科技，茁壯成長為世界HPV檢測的領頭羊，已屆「從心所欲」之年的管喬中卻不敢言退，繼續內部創業，致力打造「三個凱普」的大健康生態圈。面對科技不斷突破，這位有人文關懷的現代儒商警告，濫用人工智能、基因編輯等，恐將人類推向險境。
凱普生物科技創辦人、董事長管喬中曾用一句話去概括凱普在HPV檢測的地位：世界看中國，中國看凱普。凱普成立之初，曾在肝炎、愛滋病、梅毒的核酸檢測下工夫，每一種都有臨床測試，最後管喬中下決心先攻HPV，多年來探究女性生殖道感染與陰道微生態、HPV感染的相關性。山凱普在國內外發表的相關論文超過1000篇，奠定行內地位。
管喬中是文革老三屆，當過知青上山下鄉，年近30歲才搭上高考的「班車」，潮州韓山師專（韓山師範學院前身）中文系畢業後當過教師，1986年再於雲南大學取得現代文學碩士學位。對於後來進軍生物科技界，他這樣形容：「我認為是一種偶然，是一種命運。」
沙士響名堂 有名無利
九十年代初，中國推動科學基礎研究，風風火火，管喬中在多場由中國知名科學家、中科院院士楊福家和時任港大校長鄭耀宗的科技講座中受到啟發，打開了文學以外的一片天，2000年在香港成立了凱普的母公司「香港科技創業」，踏上艱辛的燒錢科研之路。
「我跟太太(凱普董事王建瑜)、親戚朋友湊合資金，不到一年就燒光，後來注資3000萬也燒光。」管喬中將注碼押在香港大學發明的導流雜交技術，凱普獲授權使用後，進一步研究相應的檢測儀器，並在2003年非典(沙士)期間大放異彩。「我們的小儀器，原本目的只是想在大學的分子生物實驗室用……後來非典時，得到滅活病毒樣品，當時除了袁國勇、管軼之外，沒幾個人擁有。」小儀器竟然在15分鐘就把滅活的模擬試驗完成，大大加快了檢測的時間，引起業界哄動，中國科技部都很吃驚。
沙士一「疫」打響名堂，其技術在翌年更成為全國重點推廣項目，可惜只贏得光環而沒有實利。「政府一分錢都沒有給……我們實驗室的整個團隊後來更被人挖走。」2003年管喬中唯有回到老家潮州東山再起，正式成立凱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
嘆中國無科研氣氛
從創立「香港科技創業」再到凱普生物科技，2000年起一直到2012年都是虧本。HPV21分型試劑盒2006年上市，一舉打破國內HPV診斷試劑市場被國外產品壟斷的格局，為集團的發展立下標杆。2008年起產業化，2012年已把早年虧蝕全賺回來。2018年後開始做其他產品，現時產品70多種，市值近80億元人民幣，三年新冠疫情，盈利更是突飛猛進。
「如果凱普誕生在美國，馬上變千億企業了。中國沒有知識產權保護，我們的核酸分子診斷產品一做成，別人都來抄，現在多達100家，良莠不齊，都是以降價來競爭。」管喬中不諱言，不尊重知識產權是中國欠佳的地方，他也批評中國社會只重視考試成績，科研氣氛淡薄，無法培養出具顛覆性的科技人才，「中國擅於培養規規矩矩、學習模仿的專家，出一些非常厲害的工程師，但是出不了一些顛覆性的科學家，對絕對創新、敢於異想天開的人才培養，環境不如美國。」他也悲觀斷言，中國有很強的目標感去追趕美國，可是中國在獨立創新方面還是舉步為艱，問題出在人才方面。
管喬中多年來積極推廣科研，提出生物工程師要由中學生做起，曾向內地多所中學提供初階的PCR檢測器材，但學校的態度卻「陽奉陰違」，「多年前，廣東省實驗中學請我跟楊福家、鄭耀宗作為科學顧問去講課，我們幫他們設計了實驗室，聽課時有很多學生舉手想做實驗，當時大家都很欣慰。臨走時，有位學生拉着我說『管喬中老師，他們騙你，這些都是做給嘉賓看的，老師校長平時不准做實驗，都鎖起來，怕影響高考』」。管喬中慨嘆，就連清華附中、北大附中這些名校也是一樣。
提高整體科研氣氛需要幾代人的努力，管喬中選擇先營造企業內部的小氣候。在訪問中，他多次強調，從事生物科技行業，不能按照互聯網產業的思維，不是只管燒錢，就能打倒對手，稱王稱霸，「我們做健康產業，應該穩健保守」。凱普從來不挖角，多年來投資10多億元人民幣做研發，也開設凱普學院，培養自己的專才，因此中高端人才的數量較為穩定。
凱普十多年前起，已補貼員工進修博士、碩士，即便最終不為自己所用也無所謂：「讀完博士，七八成不會回來，但不回來也沒關係，很多前員工自己出去創業，品德好的，仍可以做朋友。」
誓建「三個凱普」濟世
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管喬中始終未忘濟世抱負，凱普的「普」，正是普濟天下之意。2017年4月公司在深圳創業板上市，早年發願一上市就退休，可是革命尚未成功，老驥仍需伏櫪，仍躊躇滿志打造三個凱普(凱普生物科技、凱普醫檢、凱普大健康)。
他解釋，第一個凱普是利用現有的成熟技術，令診斷產品多元化、系列化，然後生產自動化，現在已經完成了；第二凱普則是做醫學檢驗，自凱普醫檢第一家檢驗所——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於2013年成立，其後陸續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大城市建立超過50家醫學檢驗實驗室，已實現「平台+試劑+服務」的一體化經營模式。第三個凱普則是醫院服務，專門針對老弱婦孺的醫療需要，而位於潮州的凱普醫學科學園，正是第三個凱普重要的一環，此建築群包括了婦幼兒童醫院，佔地面積約300畝，首期投資超25億元人民幣，力爭2025年投入使用。
「第三個凱普工夫很長，沒有一定的財力做不到，我現在把新冠疫情中賺到的二三十億都拿出來發展醫院……幾十年後我離世，留下來的同事可繼續做，這是自己的心願和理想。」管喬中認為，自己雖不是士大夫，但要關懷社會。
管喬中坦言，自己的自我道德感很強，所以對別人要求也高，常向員工解釋儒家的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之理，「雖然我們不是古代的士大夫，但在公司的事情做好了，對國家也一樣有建設。」他要求員工以此為業務的標準。
訪問中，他反覆提到要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，為了讓公司在研發路上走得更遠，他將基金投資者拒諸門外，因基金不允許耕耘，與他「燒錢」的習慣有詆觸，「研發沒有盈利，HPV檢測最賺錢，基金就是逼你專攻一項，然後退出套利」。
「我不是一個好商人」
「公司曾多年虧本，股東們還支持是很不容易的。當中有好朋友、親戚，他們也覺得我不是壞人，信得過……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分紅，但早期投資者的回報已有幾十倍、上百倍。原始股東該拿都拿了，留下來的是看更大的前景。」
當然，在未成功前大部份人都是半信半疑的，管喬中透露，當時計劃發展檢驗所，股東起初也反對，但新冠疫情爆發後，凱普只用了9天就把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做出來，同時可以生產核酸檢測藥械及提供檢驗服務。很快把前幾年的虧損全部填平，否則第三個凱普或未能如此快速地展開。全球商界近年刮起ESG（環境、社會和管治）風氣，強調企業要符合持續發展及履行社會責任，可謂與管喬中的營商理念不謀而合。
「我們把持續發展的理念跟實際情況結合，量力而行，比如去年盈利比較多，就多捐些錢去大學。能活到老，有時候就是儍，看透了事物的本質，就不會太過計較」。凡是有益於企業及社會的事，管喬中都會考慮，包括凱普多年來時常免費幫婦女進行子宮頸癌篩檢，近年也贊助廣東省科技廳做研究，只要不慷公家之慨便可。他強調，凱普不把這些事看成慈善活動，而是視為一份企業的社會責任，「我們沒辦法跟李嘉誠先生相比。他們好的一面，我們都要學習」。
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層，管喬中不談盈利前景，談得最多的是科研、社會公益。「你是否一個理想主義商人？」記者問到。「我不是一個好商人，哈哈哈。」管喬中強調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「例如在疫情前，香港的醫檢中心都是虧本的，不少同行靠幫內地人提前檢測胎兒性別而賺得盤滿砵滿，這不等我們的理念，堅持不做。」
回歸人本論 五個世界觀
管喬中從事的是生物科技行業，文科出身的他，在審視科技發展時多了一份人文關懷。科技快速發展，如人腦晶片、太空探索、基因編輯、人造人等未知的領域，都讓他戒慎戒懼。「我比較了解生物科技，基因編輯很危險，不應去碰，」管喬中警告「科學走得太快，就會完蛋，人是天地所生的，逆天而行是過份了……」。
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霍金生前有兩大警告，包括人工智能將毀滅人類及不要嘗試去跟外星人聯繫。管喬中認為這些警告很合理，可惜人類很可能最終仍會受不了誘惑而去踏禁區。管喬中認為，人類的未來要妥善處理「五個世界」的關係。
人跟自然的對應關係是為「第一世界」，近代以來，人類不斷征服自然、利用自然，也極大地破壞、污染環境，他呼籲人類要「認識自然，尊重自然，保護自然」；人與人的關係是「第二世界」，他慨歎，戰爭是人類社會的舊常態，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經常發生衝突，反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，重視和睦；人的內心世界是「第三世界」，人的意識和潛意識形成複雜的心理，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。「第四世界」是網絡虛擬世界，既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帶來了各種便利，但也帶來了黑客、網絡欺凌和詐騙活動；至於「第五世界」則是高科的未來世界，在這一「美麗新世界」，人可能利用生物技術與電腦晶片技術改造生物、改造人，甚至創造新物種、人種……「智能背叛」、「基因改造人」大戰等可怕後果，非天方夜譚。
管喬中強調要儘量避開意識形態，回歸到人本位去思考五個世界的問題。首三個世界主要是個體思考，第四及第五世界則牽涉人類的未來。「高科技發展怎麽走，當然應該由大科學家大思想家，大政治家去思考的。面對不可知的科技未來，我主張宜慢不宜快！」他語重心長地說。
